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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轉變發展方式看城鄉統籌的人本路徑
作者:劉豔菊來源:發布時間:2016年07月04日 點擊數:

[摘 要]當今時代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實現統籌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要求。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就是要解決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和農民的增富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也存在一個方法論和價值觀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權變地審視城鄉統籌過程中的一些民生問題的內在聯系,並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把城鄉統籌的主體對象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需求,作爲城鄉統籌的出發點和歸宿,只有這樣,才能有步驟地和明晰地推進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與實施工作,實現目的與效果、動機與結果的統一,決策目的、實施行爲與民的需求滿意度的統一。

[關鍵詞]轉變發展方式;城鄉統籌;人本路徑

當今時代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實現統籌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要求。統籌發展的哲學本質就是研究和解決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的問題,實現科學發展。統籌兼顧作爲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深刻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發展問題上的科學運用,深刻揭示了實現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基本途徑,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對發展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的理性自覺和實踐自覺,是我們處理各方面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從哲學高度講,“統籌兼顧是一種強調普遍聯系的系統辯證法,是一種著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建設思維,是一種立足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和諧的人本理念。”[①]因此,統籌哲學要求我們在實踐中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正確處理發展中的各種複雜的矛盾,做到統籌全局、科學規劃、協調發展、兼顧各方,從而保障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一、統籌發展的哲學本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人類實踐行爲的終極目的。統籌哲學的本質目標就是要通過統籌的方法來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中存在的失衡問題,從而實現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進而實現人的全面、自由、和諧的發展。首先統籌哲學關注的是人的類的本身物質和精神的統籌發展。“人們之所以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從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就是爲了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體現人的價值和權利、實現人的自由、全面、和諧發展。這是人性的最終體現,也是發展的根本目的。”[②]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生活的改善,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積累,更重要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生存和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爲滿足生命延續而提供物質需求的問題,也包括爲滿足生命延續而提供精神需求問題。其中人的生存和發展的依據標准不是簡單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延續生命的物質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延續物質生命的理性要求,作爲“類”的生命不僅要存在,還要體現“類”的本質特點地發展。人的“類”的生命存在形態理想應該是馬克思所說的使人成爲“自由的人”、“全面發展的人”。爲此,統籌哲學理論不僅強調保障人的物質需求,還更爲強調保障人的精神需求,這兩者是缺一不可的,也是辯證統一的,僅僅保障人的物質需求,不過就是實現了人的生物性存在和延續,沒有實現人的理性存在,從滿足物質需求看,無法把動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區別開來,只有在保障人的物質需求的同時,保障了人的精神需求,才是使人區別于動物地實現了理性地生存和發展問題,如果單純地發展一個方面,就會導致人的畸形發展。

統籌哲學不僅關注人的物質和精神的統籌發展問題,同時也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統籌發展問題,以及人類社會中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之間的統籌發展問題。在人類社會的具體實踐中,由于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統籌哲學關注的重點也有所不同。當今時代背景下,統籌哲學所直面的和需要研究的最困難的現實問題就是城鄉統籌發展問題。“統籌城鄉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縮小和消除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居民地位平等,進而使全人類自由而全面地發展。”[③]

二、統籌城鄉發展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現實要求

“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質是要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④]中國的基本國情特征之一就是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發展問題,核心就是要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共中央十三屆八中全會的決議中曾明確指出:“沒有農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因此,農村問題對中國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過去,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是按城鄉分治的發展思路,只注重于農村內部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因而成效不足,在某些方面甚至差距更大。統籌城鄉發展的提出就是打破原有的單一的從城市或從農村角度考慮的思維定勢,把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因果關系綜合起來統籌解決。

統籌城鄉發展,是有效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現實選擇,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要求。我國現在正處于推進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最尖銳的矛盾就是城鄉矛盾,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三農”問題,如果解決了“三農”問題,解決了城鄉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轉變發展方式,推動和實現科學發展將事半功倍。

從本質上看,我國發展方式轉變之所以滯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城鄉二元結構。長期以來,由于一直實行工業先于農業、城市優于農村的發展,導致形成了産業和技術由城市向農村的梯度轉移,並且形成對落後發展方式的包容機制。因此,轉變發展方式首先必須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在統籌城鄉一體發展中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如果仍然延續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繼續推行城鄉産業梯度轉移,那麽,落後的發展方式就有了存在的空間,經濟發展方式就不可能實現根本性轉變。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也就是由工農業、城鄉平行發展,向工業和城市支持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轉變。這一時期是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因此,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快工農業、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進程,是推進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需要,是順應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規律,是正確處理我國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需要,同時也是加快推進轉變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 

三、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問題

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就是要解決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和農民的增富問題。這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一個基本點。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學者費孝通通過對中國農村進行典型研究,就准確地把握住了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⑤]到二十世紀末,中國的農村改革實際上還是致力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根據2010年我國商務部的統計數字顯示:國際上通行的貧困線是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中國2009年爲止貧困線是1196元人民幣,即每天收入不足0.5美元的才算貧困人口。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貧困)標准。也就是中國是一個人均GDP在100位以後,還有大量的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按照中國人均收入1300元貧困標准線,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這都是中國的現實。[⑥]

按照我国目前的贫困界定标准,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将逐年减少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国目前解决温饱问题的长效保障机制还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处在贫困边缘化的人口比例较大,一旦有什么突发性问题出现,返贫人口即刻增加,农村的发展很快又会出现一些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民生问题。例如,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生后,马上导致我国农业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等普遍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情、突发事件等影响波动很大,禽流感、三鹿奶粉事件、四川“蛆柑事件”影响,导致很多农民因灾返贫现象严重。而且,我国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不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覆盖面窄,主要农作物、大牲畜参保率不超过总数的5%。除主要品种粮食之外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保护机制尚未建立。因此,尽管我国的农村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三农问题仍然很脆弱,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潜在的隐患问题。

因此,國家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戰略。而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問題就是要在解決絕大部分農民溫飽問題的前提下,進一步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更加富裕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的增富問題,這實際上就是要解決農民的進一步發展問題。加大富裕的程度,或者依靠持續性增富,最終在富裕的量的絕對值上超過貧困,這種發展方式,是可以增加農民對貧困反彈的抗擊力。但是,這種思路不是長效和機制性解決貧困問題的辦法。由于新農村建設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和農村支持城市發展的慣性動力影響,特別是新農村建設初期面臨著涉農政策調整不到位、基層政府服務脫位、社會結構調整離位、農民心態調整缺位等問題,使新農村建設要解決的農民發展問題(增富問題),變成了解決農民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成爲了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的不可回避的問題。並且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也存在一個方法論和價值觀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要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權變地審視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一些民生問題的內在聯系,並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把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對象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需求,作爲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只有這樣,才能有步驟地和明晰地推進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與實施工作,實現目的與效果、動機與結果的統一,決策目的、實施行爲與民的需求滿意度的統一,這是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問題。

四、城鄉統籌發展的人本路徑

首先,要明确影响农民增富的制约因素。在解决农村问题上,不论推进什么发展战略,是叫新农村建设,还是叫发展现代农业,或者是叫城乡统筹等等,都要始终明确,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推进这些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利于农民增富的因素有哪些,制约农民增富的因素都有哪些,这是发现农民民生影响因素的关键。这一点就决定了新农村建设要从理论上明确影响农民生存和增富的制约因素和條件。此外,还要明确实现目标的路径。只有从解决那些严重影响农民生存和制约农民致富的因素條件入手,才能从农民的实际困难出发,确定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切入点,为实现城乡统筹、驱动新农村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开局起点。

其次,要明确农民增富实现的保障條件。新农村建设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保障农民增富和发展的要素條件,明确这些條件的实现途径,为此,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有一个国家的达标体系,更要帮助农民制定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增富目标,确立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建立保障目标实现的服务支撑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是,通过积极创造农民增富的保障條件,帮助农民实现国家的预期目标和自己的增富理想,这些保障條件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产的资金保障、农业技术保障、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保障、农民的医疗保障和满足农村文化需求等方面,具备和完善了这些條件,农民的增富才是真正有了保障。

再次,要處理好主客體的地位關系問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誰,從一開始就需要明確,因爲新農村建設要主要依靠這個主體。而這個主體從一開始並不十分明確。農民曆來是中國農村的主體,建設新農村,就要依靠農民這個主體,而實際上,從新農村建設初期以來,基層政府單方面地按照上級要求開展新農村建設,成爲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沒有發言權和參與權,只能在一旁觀望。這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甚至嚴重影響農民的創造性的發揮。因此,新農村建設首先要在理論上要明確建設的主客體是誰,其次要在實踐操作上處理好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最後,主客體之間是否實現了對稱發展,取決于農民的滿意度。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應該是也必須是農民,農民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必須保障,否則,新農村建設就會失去意義和方向。因此,新農村建設要在政府主導推動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讓農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設新農村,這樣新農村建設才能成爲農民滿意、科學發展的民生工程。

第四,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统筹不是单纯解决“三农”问题,它是通过开展新农村建设,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城乡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是理论印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的初期,对这一点认识我国还需要达成共识的,国际金融危机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经历已经表明,在中国的城乡发展问题中,只是从 1978-1984年之间和2006年以来,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黄金时代,这期间的农村改革增进了农民的利益,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并没损害城镇居民的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PARETO IMPROVEMENT)改革结果,因而这期间的城乡关系一度好转和正在好转。1984年后的城乡关系发展一直处在非良性状态中,导致中国城乡关系处在了极不平衡状态中,表现就是城市持续地剥夺农村。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与城市脱钩发展,相反,是要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2006年以后,我国逐渐开始进入统筹发展阶段,但是,形式上的统筹较多,表现就是单纯追求城市化,忽视了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农村化发展的趋势。统筹的重点应该是城乡居民的待遇保障和基础设施的一致化和统一化,城乡居民生存环境和生存标准的统一化,为此,解决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关注以人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在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科学发展的深刻含义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客观意义则是通过城乡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而实现了挖掘农村消费市场,为从机制建设上推进国家的科学发展、转变国家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发展奠定基础。

最後,要堅持以人爲本,更要遵循以規律爲本。以人爲本是城鄉統籌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必須要貫徹和實現的政治目的,同時,城鄉統籌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還要貫徹和實現以自然規律爲本的科學目的。新農村建設是中國社會的變革,也是探索發展理念的實踐變革。新農村建設的事實表明,新農村建設的實踐都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的,都是以貫徹以人爲本爲宗旨的,但是,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影響農民切身利益的民生新問題(例如,濫用自然資源、破壞生態平衡、農村成爲城市的垃圾場和汙染轉移場所等問題)也表明,同是在堅持科學發展,卻帶來的一定的負面結果,這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形式上地提倡以人爲本導致的結果。因此,在堅持以人爲本的同時,不能忽視以規律發展爲本。以自然規律爲本是以人爲本的基礎,忽視客觀規律發展的以人爲本,不是科學發展的宗旨所在。在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情況下,實現的以人爲本才是真正的科學發展的體現。因此,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應該實施的發展理念就是,必須在尊重客觀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實現以人爲本的目的。

 

參考文獻:



[①]田豐.統籌兼顧的哲學意蘊[J],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P5.

[②]劉豔菊.以爲人本: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本質、目的與原則[J],黑河學刊,2009年第6期,P17。

[③]王自贵,王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的统筹城乡发展[J],毕节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P54。

[④]邓安能,何新荣.统筹城乡发展的哲学解读[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 0 0 9年4月第2期,P40。

[⑤]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p200。

[⑥]胡笑紅,商務部談GDP超日:1.5億人收入低于國際貧困線[N],京華時報,2010年08月18日。

 

 

              (此文发表在《商业时代》2012年第1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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