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图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人民視覺
　　圖②：圖爲繡有“TRUTH”字樣的檔案布袋。
　　圖③：圖爲中方課題組專家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查閱“TRUTH”檔案。
　　圖④：圖爲倪斐德夫婦在遼甯法庫。
　　遼甯省社會科學院提供
　　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一間辦公室裏，藍色包裹上紅絲線手繡的“TRUTH”（《真相》）依然那樣吸引眼球，它已靜靜地在這裏守候了80余年。當年就是這一包裹文件和證據，第一次向世界揭露了九一八真相。而三位冒死向國際調查團接力傳遞日本侵華罪證的英國友人，也因此被學界稱爲“沈陽拉貝”。倪斐德那句“若因此而死，我是爲一件偉大的事業而死”，至今令人感佩
　　
　　事件源起——
　　李頓調查團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確立，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應運而生，總部設在日內瓦，實際處于英法操縱下。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聯正在日內瓦召集年度例會。中國遂向國聯請求主持公道。1931年9月19日下午，國聯行政院第六十五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聽取了中日雙方代表的首次報告。中日問題于是成爲國聯這一時期的中心議題，而且是國聯成立以來遇到的最嚴重、最棘手的國際爭端。
　　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欺骗国际视听，辩称九一八事变是自卫行为。他们一面反对国联干涉，一面扩大侵略步伐。在国际舆论风暴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面临巨大考验。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在世界最糟糕的地区捍卫和平條约的战斗已经来临——整个世界都在眼睁睁看條约有用还是没用，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把條约当成一堆纸片，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未来和平运动将遭受重大打击，并在很长时期内无法在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
　　國聯調解初期，因爲美、英、法等國推行綏靖政策，因此反複調停無果。但日本步步南下的擴張態勢逐漸威脅到西方大國在中國的利益，綏靖政策逐漸收斂。1931年12月10日下午，國聯理事會通過了派遣調查團的決議。1932年1月29日，調查團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舉英國代表李頓爲團長，由此“李頓調查團”誕生。
　　李頓調查團能否通過實際調查澄清事件真相、調解中日沖突、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國際關系體系、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威望能否繼續維持，都將在這一過程中接受檢驗。尤其中國和日本，對于國聯調查的希冀迥異：日本妄圖借助國聯調查之機讓國際社會認可所謂“滿洲國”爲既成事實，中國期待通過國聯調查伸張正義。國聯到底如何行動，當時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生死接力——
　　傳遞侵略者罪證
　　得知国联调查即将展开，以沈阳“九君子”（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查理，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张韵泠）为代表的爱国志士立即开始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九君子”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经过40多天奋战，完成了以原始性、实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中英文证据汇编成《真相》，由“证据图册”和“事实说明”两部分组成。证据图册收录大目录75條，包括纸质证据343页及实物证据若干，均从当时日方把持的报刊剪辑，由关东军发布的文件、布告以及删改的教科书，散布的标语等原件或复印件等原始证据构成。事实说明是基于原始证据而形成的1.6万多字的英文阐释，包涵了主要观点、基本诉求及思想理念。
　　尽管有证据在手，但如何呈递给调查团成为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三位英国友人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 R.Young）、牧师倪斐德（Frederick WS O'neil）、盛京神学院教授谭文纶（William McNaughtan）先后出手相助，在极度风险中完成了证据搜集和递交，使其价值得以最大程度体现。
　　雍維林爲“九君子”指出了法理路徑，並推薦倪斐德作爲負責保管和完成遞交的關鍵人物。倪斐德1897年從貝爾法斯特來中國，定居遼甯法庫45年，他與李頓自幼熟悉，又有親屬關系，深得李頓信任，因此是呈遞的最佳人選。鞏天民攜雍維林親筆信至法庫拜請協助，倪斐德不顧英國領事館的出行警告慨然應允。當倪斐德從劉仲明手上接過繡有“TRUTH”字樣的藍色包裹時，他激動地說：“若因此而死，我是爲一件偉大的事業而死！”
　　1932年4月21日，國聯調查團抵達沈陽，日僞處處監控調查團行蹤，但尚不敢封鎖英國人往來信件。李頓抵沈後就收到倪斐德的親筆信。隨即，倪斐德親自到大和旅館（今遼甯賓館）拜會李頓，並邀請其至位于沈陽西關的譚文綸家共進晚餐。在這次會見中，英國友人完成了三個重要環節。第一，把劉仲明的親筆信當面呈交給李頓。第二，親口介紹“九君子”的情況。第三，倪斐德、雍維林和譚文綸當場簽字，用自身人格和名譽爲“九君子”和《真相》舉薦和擔保。至此，《真相》不僅僅是一份實證材料，更是被調查團接受和認可的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這是“九君子”國聯外交的決定性環節。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确认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并指出，日方“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夜见诸实行”“故日军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报告书》认为，“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操纵和控制的政权”，“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揭穿了日本在国际上散布的“自卫”谎言，也否定了“满洲国”是“民族自决”的结果。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表决通过了基于该报告书的判决案，国际社会一致认同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等国际法相关條款，对“满洲国”概不承认。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被动局面，理屈词穷后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真相》以其不可多得的實證性、系統性、法理性特點成爲國聯仲裁的有力依據，國際社會第一次對九一八事變和僞滿洲國予以權威定性，使日本侵略行徑終于大白于天下。該仲裁結論還影響到二戰後期國際會議及重大決議中對日本的處置，《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正是以國聯仲裁爲重要依據，要求日本在戰敗後將其占領的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
　　鐵證如山——
　　真相大白于天下
　　《真相》是捍衛人類文明與公義的重要文本，是國際社會在戰爭與和平主題下的共同記憶，連同《1919—1946年國際聯盟檔案》一同被載入世界記憶名錄。
　　1933年2月，國聯特別大會表決後，《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連同相關證據就存入了日內瓦國際聯盟大廈。二戰中瑞士是中立國，國聯檔案遂得以保全。1946年，聯合國成立後，國聯檔案也一並移交聯合國。
　　在“事实胜于雄辩”的《真相》文本中，“九君子”向调查团强调“为了国际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为了正义和公理，我们诚挚地恳请您的关注，并且恳请您公正地调查和研究并处理中国和日本的争端。” 这是“九君子”为解决中日争端提出的最高诉求，他们的目标不是单纯惩治日本侵略，而是追求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这也正是国联奉行的宗旨。“九君子”抓住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展示了中国知识精英的软实力。
　　沈陽拉貝是最早針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在國際上幫助中國說“不”的國際友人，他們以實際行動力挺“九君子”、三千萬東北同胞和四萬萬中國同胞。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說明，在反戰維和事業面前，正義的力量一定會結成統一戰線。
　　國聯通過調查與仲裁，基本上維護了《國聯盟約》的宗旨。盡管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局限，但它爲九一八事變和僞滿洲國定性，使日本因爲蔑視國際法及世界輿論而處于孤立境地。國聯存在期間，經曆的最大問題就是處理九一八事變，《真相》是揭露九一八事變的最重要的檔案史料，包裝工整、證據確鑿、內容豐富、手續完備，兼具時代前沿的實證性和法理性特征，更承載著維護國際和平的核心理念。
　　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一間辦公室裏，《真相》已經靜靜地守候了80余年，藍色包裹上紅絲線手繡的“TRUTH”依然格外吸引眼球，可想而知，當年定然能夠打動急于尋求真相的國聯調查團。課題組專家在借閱過程中，也明顯感受到閱覽室對《真相》的精心保管與呵護。《真相》不僅是一個曆史證據彙編，也是一件稀有的手書文物，尤其是國際正義力量共同捍衛人類和平的偉大見證。
　　回望這一曆程，再次印證了這樣一句話“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
　　（作者爲遼甯省社會科學院東北淪陷史研究室主任、“TRUTH史料研究”項目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