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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郑毅、牟岱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作者:來源:發布時間:2019年05月13日 點擊數: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19-05-13 05:00

  【求索】 

  作者:鄭毅(遼甯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牟岱(遼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學人小傳·

  巴圖,筆名即實,1927年生,蒙古族,遼甯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員,1946年參加工作,1978年開始在遼甯社會科學院從事學術研究,長期承擔契丹文字研究課題。1980年任遼甯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副所長。曾任遼甯省蒙古語文學會理事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理事。巴圖先生從事學術研究以來一直專注于契丹小字兼及契丹大字破解研究工作,至1987年離休前以筆名(即實)共在《民族研究》《社會科學輯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圍繞契丹文字研究,先後出版了學術著作《謎林問徑》(46萬字)和《謎田耕耘》(96萬字)等。

  謎林

  93歲的巴圖研究員是畢生致力于契丹小字研究的著名學者之一。

  1978年,巴圖先生調入遼甯社會科學院,此後即埋頭從事契丹文字研究工作,至今已過去了40年。

  巴圖先生認爲,“研究契丹文字要義在于複活契丹文字,進而複活契丹語言,給遼、金、宋史的研究提供原始的第一手資料,進而得成新的業績,爲我國的曆史文化發光發熱,爲我國的現實建設添磚加瓦。”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40年间,巴图先生不顾当年艰苦岁月中科研條件的简陋,毅然放弃了离休后的闲暇和轻松,以年迈之躯,继续一往无前、笔耕不辍、知难而进、勇于攀登。

  巴圖先生曾經這樣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

  “世事总有难以逆料者。即使在梦境里,我也未曾踏入过文字‘謎林’,然而却在活生生的实践中走进了‘謎林’。说来有趣,当我应邀承担研究课题时,甚至尚未见过契丹文字。可是,竟未知难而退。越难越想试试,克服困难,取得成功,是人生不易多有的特殊的乐趣。我从来不会说什么豪情壮语,当时只说过:‘很可能耗费三十年一无所获。’也许只能插几个路标,上写‘此路不通’。从辩证法的观点说,这对后来者也算是一种贡献,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少去碰壁。”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正是凭借这种埋头研究、甘于坐冷板凳的执着精神,巴图先生在契丹小字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发表了大量重要的學術成果。至1987年离休前,他以笔名(即实)在《民族研究》《中国钱币》《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20世紀80年代初,契丹語言學界只能解讀契丹小字墓志的詞語。1983年,巴圖先生向全國民族古文字學術討論會提交了兩篇論文,撰文論述解讀了契丹小字當時所見序數詞與所能解的親屬稱謂。這在當時實屬開創性發現。

  依據這個發現,契丹小字墓志的基本脈絡梳理出來了。比如,《糾鄰墓志釋讀》一篇就是完整的顯示例證。這篇文章理出了《糾鄰墓志》的墓志名稱、墓主世家、曆任官職、主要事迹等大框架,世家之中細列先人、兄弟、姊妹、妻子、姻親;官曆之中列職官、封爵、殊榮;事迹之中列邊防得力、鎮壓李楊、平定內亂、討伐阻蔔等。

巴圖與契丹小字研究

契丹小字“寶坻官”銅鏡拓本。

  新解

  1996年,汇集了巴图先生20余年研究成果的《謎林问径》出版。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完成于1985年之前,之后巴图先生除了研究《纠邻墓志》之外,还对以前的解读作了相应的补充修正。

  巴圖先生的補充工作分爲兩個方面:一是增加新的解讀內容;二是增加與《遼史》對比考核的分量。修正工作也分爲兩種情形:一是原來解讀失誤的,或釋義不准,或擬音不當,巴圖先生根據新的研究成果,能修正則修正,該刪除便刪除;二是所據抄本有誤,原字失形者,巴圖先生據志石或拓片加以更正,重新釋讀。並據此修正了他本人從前持有的一些學術觀點。

  从整体上看,《謎林问径》一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契丹学者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于解读契丹小字,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获得了长足进展,取得重大成果。

  《謎林问径》共拟读契丹小字177个,译解1200词。其中,巴图先生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创立了带有个人特色的新观点、新方法——

  一、“造字多法說”。据宋朝对于契丹文字的记载,有“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而造契丹字的说法。《謎林问径》则更进一步,在解读总表中,提出了转制增益、转制改形、转制组合、削损改形、截取改形、移植草体、截取、改形、组合、转制、削损、移植、重叠等造字法,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契丹文字结构内涵的认识。

  二、“准音節字說”。契丹語屬蒙古語族一脈,以複音節詞爲主,少有單音節詞。但契丹小字的許多原字卻有獨立成詞的現象。因此,這些原字有些必讀爲複音節,可以界定爲准表音字、准音節字。只有科學的界定,才能正確地擬讀字音與語詞,才能正確地解釋詞義。

  如《辽史》《金史》有“阿钵”一词,是人名,其实是称谓,小字写作玍,须读[apu],是复音节字,若视为拼音文字,将不能拟读,更不能说明。契丹小字依汉字创制,汉字一字一个音节,却无读辅音之字。据此可以暗示,契丹小字的原字,不大可能读为辅音音素。因此,《謎林问径》中绝少有读为辅音音素之字,避免了或缺节首辅音、或少节尾辅音的失误。

  三、“天幹五色說”。《遼史》已經顯示契丹以幹支法紀年。契丹小字資料中的天幹,凡已見者,學界均已識解。結果發現,甲乙共用一語表記,庚辛詞形互相一致。這就表明,契丹人已經將天幹十數合並爲五使用了。由此,契丹語言學界曾有以“五行代天幹”之說流行。後來,學界擬讀了相當一部分字音,甲乙丙三詞之音已經大致了解,但因不知契丹語,仍然不能解說詞義。所以,“天幹五行說”依然是學界主流。

  而經過多年研究,巴圖先生發現蒙古語、滿語均以五色及其副色表示十幹,即以藍色表示甲,以若藍表示乙,以此類推。也就是說,蒙古語、滿語各用一詞表示天幹,各司其職。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五色配十二獸紀年”之說,通過對契丹語丙、壬癸、已、甲乙、庚辛等字的嚴密論證,得出在契丹語中,甲乙爲藍、丙丁爲紅、戊已爲黃、庚辛爲白,壬癸爲黑的最終結論,證明了契丹確以五色表記天幹,從而否定了主流的“天幹五行說”。

  四、“年號兩詞說”。遼金年號,史載皆由兩字構成,與此相應,契丹小字所書年號也是全由兩詞構成。然而,在這些明顯的文字資料面前,學者之間卻産生了歧義。一些學者視年號爲一詞,而將年號之第一詞全部排除,只將年號之第二詞當作年號整體,也就是將契丹小字所書年號之後一半譯爲漢語兩字,被稱爲“年號單詞說”。

  巴圖先生卻對此提出疑問,指出其說存在種種不足,例如,年號爲兩詞,不論漢文還是契丹文都由兩詞構成,爲此,人爲削去契丹文前一半,缺乏明顯的理由,且契丹文、漢語所書年號各由兩詞構成才能說是互譯關系,若削去契丹文的前半,則難說是互譯關系。

  另一方面,學界也有時取一詞,或時取兩詞而譯成兩字者,這可稱之爲“亦此亦彼說”。這種見解表現爲,既視年號爲兩詞,又視年號爲單詞。一種情形是視某些年號爲兩詞;又視某些年號爲單詞,此外,同一年號有時視爲兩詞,有時視爲單詞等。再一種情形是通常視年號爲單詞,偶爾視年號爲兩詞。

  巴圖先生認爲,“亦此亦彼說”忽視確定性,近乎隨意性。年號是具有確定性的專稱,故其結構也必須確定不可移易。若改變其結構順序或除卻結構之一部分,便不再是年號。既然年號的結構具有不可移易的性質,“那麽,言者、書者必定不肯更動,因爲一經更動,所言所書引起岐解而誤事。解釋者更不可更動,因爲一經更動便成誤解。”

  在否定以上兩種見解的基礎上,巴圖先生正式提出了“年號兩詞說”。他認爲,“從統覽全局說,不論遼代、金代,已見年號凡十有五,全部寫成兩詞。四個哀冊如此,五個墓志如是,行記自不例外,就連塔壁山洞題字也一樣。這與漢語文獻所載正相對應。因此,必須依據契丹小字資料,如實地視同年號爲兩詞。否則任何解釋都將成爲無本之木,無水之源。”

  其實,從翻譯的角度來看,也不難認識年號必然是兩詞。史籍所載遼金年號全由兩詞構成,不論契丹譯漢還是漢譯契丹,二者必須互相對應。

  所謂對應,首先是結構的對應,巴圖先生發現,“其中,完全對應者有九,稍有出入者有六。”其次是詞義的對應,“這裏完全對應者有七、大意相應者有八。”例如,天慶年號即是語法結構與語義內容完全相應之屬,清甯年號則是結構稍有出入,但語義大致相應之類。此外,清代所有年號都有蒙古文譯稱,全是兩詞對兩詞,滿文年號更是如此。由此可見,翻譯要求對應,或是完全對應,或是大致對應。因此,契丹年號不可能是單詞。巴圖先生在提出這一觀點後,又對契丹年號大半詞義作出了合理的解釋。

  五、“契丹乃大中說”。巴圖先生在研究遼錢漢字銘文複印圖的過程中(遼錢銘文分別是“開丹聖寶”“大丹重寶”“丹巡貼寶”),發現銘文與契丹國號有關,對研究契丹國號的含義有所幫助。

  前人解釋的“開丹”爲契丹開國之義,恐難成立。巴圖先生認爲,應該將“開丹”視爲國號。第一、“開丹”即是契丹,不過同名異寫而已。開,唐宋音讀[k‘ai,],契讀[k‘ei]。此音傳入日本,日本至今仍讀開爲[k‘ai,],契讀[k‘ei]。由此可見開、契二音極近。契丹是音譯之名,開丹當是契丹統治區內未習見“契丹”一詞時,自行音譯之用字。第二、契或開,是契丹謂大之語,契丹或開丹,即是大丹之意。大丹猶大唐、大金。而音譯或意譯一旦有所重複,則變成大契丹,故文獻或石刻常見大契丹之稱。第三、以國號銘幣,例證很多,如大周通寶、大齊通寶、大唐通寶、大宋通寶、大元通寶、皇宋通寶、皇宋元寶等。開丹即大丹之義,因此“開丹聖寶”與以上諸多通寶、元寶之義相當。

  在從基礎上,巴圖先生進一步認爲,“‘契丹’一稱原來是由兩個詞構成的。丹是中心詞,契是修飾語,二語組成偏正結構,表示專名。正因爲如此,國名方可轉化爲丹,卻不可省略爲契,猶如其後之大金,只可略稱爲金,卻不可簡稱爲大。”因爲契丹一詞前半部“大”的解讀成功,後半部釋讀爲“中”是學界通論,因此,巴圖先生提出“契丹乃大中說”,是通過充分缜密論證得出的結論。

  使命

  《謎林问径》出版后,各种刊物陆续发布了20余篇契丹小字墓志。欣喜之余,巴图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系统研究和方便后学的念头。其后,他每见一篇墓志,就先校勘,然后释读。2012年,汇集了其二十一世纪學術成果的《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出版。

  《謎田耕耘》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釋讀,二是校勘。冊志釋讀按成稿時間排列,便于讀者了解“釋讀”是個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的過程,是個逐漸接近真實的過程。通讀《謎田耕耘》後,便能看到巴圖先生在契丹小字研究領域的艱難前行。

  《谜田耕耘》一书的释读部分与《謎林问径》相比,一是拓展了契丹语词识解的广度与深度,二是开辟新的识解路径。《谜田耕耘》一书在《謎林问径》研究的基础上,新开一途,即识解了《册志》所用汉文典籍译文。

  契丹小字《冊志》的作者都很熟悉漢文典籍。若能識解所引典籍譯文,將有新的成果。例如《圭甯墓志》引《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句,引《易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句,還有幾個志文也引用了這兩段話。

  對比原文譯文,對比各志譯文,“可以識解原來不能識解之語。”據此,巴圖先生進一步開拓研究,釋讀《冊志》所引典籍,範圍涉及經史子集的契丹對字,人物已見唐堯、虞舜、巢父、許由、伯夷、叔齊、盜拓、曾參、長孫、獨孤、黃憲、劉焯等。這對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契丹小字,無疑有較大幫助。

  关于校勘部分,《谜田耕耘》则对已经发布的哀册墓志全部校勘一遍,之后重新抄录,成为校抄本。校抄本均以刻制年代排列,无年代者,有條件则推定大致年代,无條件推定者列于最后。

  校勘是一項既艱難又麻煩的工作。

  巴图先生面对的则是完全未知或是半知半解的文本,但他却认为:“我的失误以及他人的失误,一再警示,必须校勘,必须尽可能地搞准文本。文本的字词错了,后头的研究论据都将成为无用之功,因此,准确认定字词形态就成了研究识解的前提條件。前提具备了,不等于研究的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避免起步的基础性的错误。”“我费时费力坚持校勘,既求自己尽可能避免起步错误,更为后来者提供较好的文本,使他们省些时间,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研究上。”

  從上述文字記敘中,不難看出巴圖先生嚴謹的學術作風和嘉慧後學的坦蕩胸懷。

  巴圖先生對中華書局1974年版《遼史》的研究也頗有心得。他發現該版本《遼史》校勘存在一些問題,爲了方便學者參考,便在《謎田耕耘》專設一章《遼史》指誤草記,共計指出校勘37處失誤。

  例如《辽史·本纪》中,重熙五年正月,有“枢密使萧延宁改请国舅乙室小功帐敞史为将军,从之”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则记为:“兴宗重熙五年,枢密院奏,国舅乙室已小翁帐敞史,准大横帐及国舅二父帐,改为将军”。点校本《校勘记》则作:“国舅乙室已小翁帐,纪重熙五年正月作乙室小功帐。”显然,前條的“小功帐”是“小翁帐”之误。从中不难看出,巴图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值得后辈学人努力效法前行。

  巴圖先生在破解契丹小字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這些成就的取得絕非偶然,與他所具有的豐富的知識結構和深厚的語言修養底蘊是分不開的。

  此外,巴圖先生有強烈的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正如他自己所說:“‘世界之謎’出自中國,中國應當是解謎者。在解謎工作上,我們如果不居于領先地位,那將是恥辱。”“‘世界之謎’的創造者是古代北方民族,在解謎方面負有更大的責任。我們如果不作出應有的貢獻,那將是失職。”

  作爲一名少數民族史學工作者、民族語言學家,將自己的科學研究與中華民族的榮譽和使命聯結起來,是巴圖先生愛國情操和深邃學識的真切反映。

  (本版圖片均爲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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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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